三代人奏响年婚礼变奏曲年代三转一响做嫁妆

三代人奏响年婚礼变奏曲年代三转一响做嫁妆

　　五十年代一张床，六十年代一包糖，七十年代红宝书，八十年代“三转一响”，九十年代星级宾馆讲排场，二十一世纪特色婚礼个性张扬。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伴随着衣食住行的变迁，婚礼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今，我们无法亲见年前婚礼的情景，而那沉睡在樟木箱底的锦缎红衫、绣着龙凤鸳鸯的枕头套、褪色的喜字暖瓶，记载了那些喜庆甜蜜的时刻，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回忆。

　　冯常贵、冯宪荣和冯勇这祖孙三代，在不同的年代结婚。如今，祖孙三代人坐在一起，讲述了三个不同年代的婚礼故事。

　　回想起和老伴儿结婚时的情形，岁的冯常贵老人仿佛又听到了远处传来一片喧嚣的唢呐声。“我16岁时，还不懂事儿，大人告诉我该娶媳妇儿了，我就顺从着答应了。那时，娶亲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是我能干预的。”

　　“19年腊月初二，结婚当天中午，我心不在焉地吃了两口喜面，穿着簇新的长袍马褂，呆坐在家里，等候新娘子到来。至于那个将要成为我妻子的人是谁，她长得什么样儿，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冯老说。

　　原来，在冯常贵5岁那年，家里人就给他定好了一门娃娃亲。5岁的冯常贵和7岁的周淑玉就是在家长的包办下，还没过完童年，就成了“有人家的人”。

　　当时的中国，虽然穿西服、披婚纱的西式婚礼已经在年轻人中间风行，但出生在传统家庭的适龄青年，还是保持着传统中式婚礼的习俗。结婚的日子要看老黄历，腊月初二就是老冯家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

　　“老远地传来一阵唢呐声，一大群人吹吹打打地向我家走来。母亲告诉我，新娘子来了。”冯老回忆，老天津有新郎不接亲的风俗，接亲的人是男方亲属，而且要去单数的人，接回新娘则变成了双数。女方送亲的人则为双数，取“双数去双数还”之意。此时，16岁的冯常贵坐在堂屋里等待新娘的到来，紧张得抠起了手指。

　　定了亲之后的周淑玉，在家里纺线织布，转眼就到了该出嫁的年龄。19年，周淑玉18岁，在媒人的说合之下，冯家的人送来了聘礼，挑了个好日子准备成亲。

　　定好结婚的日子后，周家开始置办女儿的嫁妆，并去元隆绸布庄定做了一身嫁衣。周淑玉记得，自己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了两个樟木箱子的嫁妆，包括全新的呢子大衣、夹裤夹袄，还有夏天穿的绸缎衫、绣着龙凤鸳鸯的枕头套、首饰零碎儿等。除了衣服首饰，那时候天津姑娘的嫁妆里少不了“子孙桶子长命灯”，周家陪送的“子孙桶子”是一个大红色的木头马桶，“长命灯”是一盏铜质台灯，洞房花烛夜要一直点亮，暗示着子孙兴旺，新人长寿。

　　结婚当天早晨，新娘周淑玉在喜娘的帮助下盥洗梳妆，并将两条大辫子整整齐齐地挽在脑后，换上刚刚从元隆绸布庄取回来的嫁衣-南京九点红木绣有牡丹花样的锦缎红衫和同样面料的红裤子，再配上一双大红缎面绣花鞋，懵懂的少女一下子变成了娇羞的新娘。

　　下午两点，接亲的人来了，按照天津的习俗，新娘在离开娘家前一定要哭，不哭的话会被耻笑“不害羞”，周淑玉也没有例外。在冯、周两家的亲戚陪伴下，周淑玉坐上大红花轿子，一路颠颠簸簸去往冯家。从望海楼的周家到鼓楼的冯家，在周淑玉的印象中是漫长的一段路。轿夫一边抬轿子，一边会说一些逗新娘的俏皮话，唢呐声、嬉笑声陪伴着她一路来到了冯家。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在司仪洪亮的声音下，冯常贵和蒙着红盖头的周淑玉在吉时行了三个礼，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便从此结成了秦晋之好。拜过天地后，新娘被人扶着走进洞房，新郎则留在外面陪伴前来贺喜的宾客。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喜娘拎着一个装满干果的篮子走了进来，从篮子里抓出一把把干果撒到床上，嘴里不停说着：“一把栗子一把枣，早生贵子，一把花生花着生……”等到晚上，新郎冯常贵终于进入洞房，走到床前，将新娘的盖头用喜杖揭开，洞房内的灯光将周淑玉的脸映得通红，冯常贵也有些不好意思，两个人相对而坐，从此开始了一生的相守。

　　岁月流逝，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上世纪年代末，冯常贵的儿子冯宪荣已经20多岁，因为“成分”不好，在19年上山下乡到了河北省黄骅市的一个村庄，在劳动的过程中，认识了同是来自天津的女知青张晓兰，一段特殊时期的爱情在油菜花开的季节萌芽。

　　头发已经斑白的冯宪荣，回忆起插队时的爱情，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感情：“‘大雪飘落，北风吹响，手风琴缠绵地把爱情歌唱。无怨无悔海枯石烂，愿青春做伴早还乡。’这首《中国红红木》是我们恋爱时经常偷偷唱起的歌，有一次，我和晓兰谈心时被领导发现，那位领导严厉地批评我们‘革命青年应该把精力放在干革命工作上，不要搞这些资产阶级的谈情说爱’。虽然那时恋爱不像现在一样光明正大，被领导发现会被批评，但是比起过去，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由恋爱对于父母那一代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

　　19年，知识青年大返城，冯宪荣和张晓兰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天津。同年，他们双双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重新开始了校园生活。经历了辗转曲折之后，他们两人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19年，毕业参加工作后，他们领到了一张大红色、印着烫金大字的结婚证书。

　　婚礼定在那年9月2日。冯常贵将自己住的三间房子腾出一间南房给儿子，利用双休日，父子俩一起将房子从里到外重新刷了一遍浆，这就是冯宪荣的新房。冯宪荣自己动手做了一套家具，包括一个床铺和一个衣柜、两把椅子，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家在冯宪荣的手下“创造”出来了。

　　比起婆婆周淑玉，张晓兰的嫁衣显得简朴了许多-海南红木苗枣红色的西装上衣，黑裤子，再加一双红皮鞋就是她结婚当天的礼服。按照当时最时髦的做法，张家准备了“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作为女儿的嫁妆。冯宪荣和张晓兰的同事纷纷送来贺礼道喜，贺礼多为带双喜字的暖瓶、成双成对的枕套、印着喜字的脸盆等实用的生活用品。

　　冯宪荣从陈旧的相册里找到一张黑白照片，是他和妻子年轻时的合影。冯宪荣告诉红木座椅尺寸张看似和普通合影没有区别的照片就是他们当年的结婚照。

　　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两人婚礼办得也十分简单，那时候汽车并不多见，骑自行车接新娘跟现在用高级轿车接新娘一样威风。冯宪荣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张晓兰坐在后面，两人哼着那首《泽西红木》来到了公婆家。此时，喜棚已经搭好了，院子里摆了四桌酒席，冯宪荣的同事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婚礼的程序很简单，主持人宣读了两人的结婚证书，然后冯、张二人向父母和亲朋分别鞠躬，最后夫妻相互三鞠躬，仪式就结束了。剩下的时间，新郎、新娘和亲戚朋友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一直到喜宴结束，小两口双双走进了洞房。

　　和父辈不同，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冯勇和新娘魏茹，工作稳定，收入颇丰。拿到新房的钥匙，两人一起去装饰城挑选了房间涂料瑞丽红木板上淘来喜爱的布料，自己动手为新家缝制了个性十足的窗帘和床单。

　　跟冯常贵和冯宪荣比起来，冯宪荣的儿子冯勇的婚礼浪漫得像一部爱情剧。冯勇和魏茹是高中同学，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开始相恋，没过多久两人被不同城市的大学录取，去年他们毕业之后双双回到天津，结束了分隔两地之苦，终于携手踏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冯勇和魏茹的婚礼可以用个性鲜明来形容。冯勇告诉红木过敏吗在的婚礼已不再是婚纱和西装一统天下的局面，前不久，他浙江飞虎红木的帮助下，策划了一场以童话《红木商家贷》为主题的婚礼。“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穿着水晶鞋和英俊的王子结婚，是妻子小时候的幻想。而令她和我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充满孩子气的想法在婚礼那天成为了现实。”

　　冯勇找出婚礼当天的录像光盘，放给红木头马桶婚礼现场被一束束玫瑰花点缀得格外浪漫，整个现场的主色调被定为粉红色：粉红色的薄纱，粉红色的拱门，复古造型的烛台和酒杯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在一曲《红木头马桶》的背景音乐中，新娘穿着白色公主裙，手捧一束粉红色玫瑰，挽着“王子”的手臂缓缓入场。

　　“王子”冯勇身穿白色镶有金边的欧式礼服，在司仪的安排下，跟“公主”交换银戒。随后，一个三层玫瑰造型的蛋糕被推到两人面前，蜡烛是苹果造型，点燃蜡烛前，“王子”为“公主”默默祈祷，憧憬了两人幸福的未来。伴娘装扮成手持仙女棒的小仙女，七位亲朋好友扮成小矮人环绕在“王子”和“公主”周围，挥舞着手中的仙女棒。“公主将与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直到永远。”司仪不失时机地旁白。接下来，在一曲《红木头马桶》的音乐声中，新郎和新娘向宾客叙述起他们从相识到恋爱过程中难忘的点滴。宾客席上，冯常贵和冯宪荣两对夫妇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

　　新闻摘录：2006年5月2日，《红木头马桶》以“新人新景”为题，报道了在海河上举办的一场集体婚礼。文中称，2006年5月1日，10对新人在塘沽区举行了集体婚礼，他们一起乘船游览了海河新貌，并参观了海河外滩公园。

　　2006年5月5日，《红木头马桶》刊登了“浪漫情缘爱心婚礼”的图片新闻。许多新人纷纷采用为社会献爱心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美好的日子。

　　背景资料：19年，在北宁公园举行了天津历史上中药红木北次集体婚礼，当时，有9对新人参加了这个集体婚礼，该婚礼是由天津青年会主办的。至今，集体婚礼已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新闻摘录：2008年11月27日，《红木头马桶》刊登了“三十年婚嫁变迁”一文。文中介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婚嫁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三十年前，只要有一张黑白照片、几斤糖果、几桌酒席，一对新人的婚礼便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完毕。到三十年后，漂亮的婚纱、专业的婚庆服务、的婚宴酒店成为婚礼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另外，如今的“中国式结婚”不仅房子、车子、全套家具电器备齐，还有旅行结婚、海滩婚礼、童话婚礼等种种新奇项目，而三十年前以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为聘礼或嫁妆的结婚“老三件”，逐渐成了人们遥远的记忆。

　　背景资料：上世纪年代末年代初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那时，结婚的人都遵从着一切从简的原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老三件”逐渐被“新三件”所替代。从上世纪年代的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摩托车，到上世纪年代的彩电、计算机和手机，再到21世纪，结婚已经不仅要准备“三件”，房子和车子也成为必备品。

　　天津婚庆协会会长潘树辉表示，新中国成立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婚礼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世纪年代的婚礼是“一张床加一把糖”，把两张单人床拼起来，就成为新婚夫妇洞房里的双人床，给宾客们分了喜糖，整个婚礼也就宣告结束了。上世纪年代，百姓家结婚开始搭起了喜棚。那时物资紧缺，粮食也是凭票购买，甚至出现了宾客参加亲朋好友的婚礼时，要先交上半斤粮票，才能吃酒席的现象，宾客们的贺礼也只是一面镜子或是做被面的布料。

　　到了上世纪年代初期，中国人的婚礼充满了革命色彩，新人在婚礼上要向敬礼，念语录。到了上世纪年代末年代初，“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成为人们结婚的必备品，“封红包”的现象开始出现，那时候的红包里一般只有5毛钱。

　　上世纪年代改革开放后，本市开始出现了黑白婚纱照，而当时能拍摄婚纱照的照相馆全市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上世纪年代，婚庆业这个新行当开始在社会上出现，并被人们逐渐接受。新世纪以后，婚礼形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个性化婚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主题婚礼这个新名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高雅、文明、健康、时尚已经成为当代婚礼的主旋律。